9月21日,农业农村部官方网站发布关于印发《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的通知,决定于今明两年在全国范围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方案》由农业农村部联合中央组织部等八个部门联合发布,治理工作自2022年8月在全国范围启动,2023年12月基本结束。

　　据《法治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此前3年,国家层面共出台5次相关政策整治“天价彩礼”问题。

　　“天价彩礼”造成两代人负债

　　在农村,结婚的压力弥漫在村庄的两代人中。

　　冯茹(化名)的老家在河北省东部的一个县城,在这个县城工作了30年的冯茹明显地感受到,小区里从村庄里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华北平原的很多县城大抵相同,城乡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沿着县城的主干道一直向南北走,就能看见村庄。冯茹退休后有时会和一些陌生的邻居聊天,这些邻居都是从附近的村庄搬来,就像是北漂的老人一样,他们从村庄漂到了县城,给进城打工的孩子看孙辈。

　　冯茹原本很同情这些老人,离开农村,蜗居在城市的单元楼里,“像被关进了笼子里的人”。不过,后来冯茹才知道,能够成为她认为的“笼子里的人”,在农村被认为是“高人一等”的人,至少,他们的儿子“娶上了媳妇”。

　　是的,在农村,娶上媳妇的最基本条件,就是县城的一套楼房。

　　常和冯茹聊天的老陈,老家距离县城10公里,他曾经在村里做过代课老师,“国家的政策我也经常看”,老陈说,他知道这些年来国家也一直在治理“天价彩礼”的问题,不过比起能“说的出数目的彩礼”,让大家心照不宣的那套楼房,才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当地,流传着一个说法,“一个儿子100万元”。如果家里有儿子,那么构成他婚姻的必要条件是100万元的启动资金。

　　把这100万元拆开,县城的房子是首要必需品,一套普通的商品房大约五六十万元,装修或者买车还要花去15万元左右,最后才是彩礼。

　　大多数时候,彩礼需要分两次给,确立关系要给一次,订下结婚的日子要再给一次,两次要给出16万元至20万元不等。至于三金、婚纱照与摆酒席的钱,按照当地人的说法,三万五万的,都是小头。

　　“如果县城没有房子,后面的一整套程序都跟你没关系了。”老陈说。

　　年龄和金钱,成为原本纯洁的婚姻上的两个枷锁,在村子里,如果一个男孩过了20岁还没有人给“张罗媳妇”,那他的父母就开始焦虑,村里的女孩比男孩少,要想娶到心仪的女孩,或者说想娶到女孩,家里的老人就要提前给儿子准备。

　　彩礼和婚房带给一个家庭的考验均摊在两辈人的身上。为了挣到这100万元,很多年轻人选择货车司机这个行当,一趟从河北到新疆的长途,一个月大概要跑三到四次,每个月能有1.5万元的收入。

　　同样为了挣到这100万元,很多老人在本该颐养天年的年龄,依然在工地和其他各种需要重劳动力的场所工作。

　　老陈今年已经67岁了,老伴儿比她大一岁,每天早晨5点,老伴儿就去市场“刨活儿”,装卸水果和蔬菜是他们这个年龄老人常干的活儿,因为没有年轻人能吃得了这种苦,100斤一袋的麻袋,每天早晨大概要搬200个。

　　之所以还要出去干活,是因为给儿子买房凑首付的时候欠了15万元,“当时女方要的彩礼还不算多,只要10万元,但是加上买楼房和置办酒席,这些年种地打零工挣的钱远远不够。”老陈说。

　　“天价彩礼”隐患颇多

　　很多人在儿子结婚后欠了债,2021年,江西省九江银行甚至推出“彩礼贷”,一度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

　　“彩礼贷”宣传内容称,贷款额度最高达30万元,最长可贷1年,年利率低至4.9%,贷款可以用来新婚旅行、购车、购买首饰、家电等。申请条件为22周岁以上,连续工作时间不少于12个月,及情侣一方需为行政事业单位正式员工。

　　尽管中国人民银行随即明确,“彩礼贷”触及社会公序良俗底线,对此有悖公序良俗,与国家大政方针背道而驰的做法,及时予以纠正。不过,“彩礼贷”的短暂出现也折射出一些地方依然存在“天价彩礼”。

　　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煜华曾经到多地对高价彩礼进行调研,在中部省份进行调研时,发现当地一些农村的彩礼数额之高让他十分惊讶。

　　“这里婚龄女孩非常吃香,哪怕是不识字、有一点残疾,男方要想把她娶回家,起步价也得是20万元彩礼。”

　　高价彩礼现象,在沿海省份同样存在。

　　如在江苏某地的一些农村,男孩多女孩少,“人以稀为贵”的现象使得女方家里在博弈时有很高的筹码,彩礼的价格节节攀升。而在全国范围,高价彩礼的现象比比皆是。

　　来自谷雨数据的一份2020“中国彩礼礼金地图”显示,浙江以18.3万元的平均值,远超全国平均值6.9万元,在所有地区中高居第一,黑龙江、福建、江西、内蒙古的平均礼金也都超过10万元。

　　高价彩礼是由城乡发展不平衡、性别比失衡、攀比心理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高价彩礼抬高了农村地区的结婚门槛,加剧了结婚难和生育难的问题,高价彩礼背离了爱情的初衷和婚姻的实质,使婚姻演变成物质交换,甚至为婚后的家庭生活埋下矛盾隐患。

　　孙煜华认为,高价彩礼不仅会给农民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还会影响农民的养老问题和生育问题。

　　“在农村尤其是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农民的保障水平并不是很高,一份高价彩礼,就要掏空长辈的钱包,农村养老问题会因此受到更大的影响。与此同时,高价彩礼导致的结婚难,还会进一步造成生育难的问题,使得人口出生率进一步降低,对于形成合理的人口结构有巨大的负面影响。”孙煜华说。

　　而由彩礼引发的案件,也不胜枚举。各地法院宣判多起因彩礼产生的纠纷案件,其中不乏彩礼返还问题。

　　《法治周末》记者注意到,2020年,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专门出台文件《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试行)》,明确规定,返还彩礼时,对超出10万元的部分全额返还,10万元以内的部分按比例返还,并确定了彩礼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见面礼、聘礼、上车礼、下车礼、改口费及价值较大的首饰、电器、通信工具、交通工具等贵重财物。

　　婚俗改革初见成效

　　事实上,对于高价彩礼问题,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多次点名强调要加强治理。三年前,“天价彩礼”一词首次出现在官方的文件中。

　　2019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到“天价彩礼”,“对婚丧陋习、天价彩礼、孝道式微、老无所养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

　　此后,“高价彩礼”这一名词多次出现在官方文件中。

　　2020年5月,民政部印发《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开展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低俗婚闹、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的整治,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助力脱贫攻坚,推进社会风气好转。

　　202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会议强调,要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的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

　　今年7月,国家卫健委、全国妇联等1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指出,推进婚俗改革和移风易俗,破除婚嫁大操大办、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倡导积极婚育观念。

　　官方的持续发力,也看到了成效。

　　9月8日,在“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副部长詹成付在回应婚俗改革问题时表示,从2018年起,民政部将婚俗改革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于2021年4月、9月分两批次在全国确立了32个婚俗改革实验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了一些地方性婚俗改革实验区。

　　“目前来看,各个实验区开展的改革工作确有成效,得到了社会各方面好评,最突出的是各个实验区的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陋习得到了有力遏制。”詹成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