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是中华民族沿用了几千年的生活用器，更是身份、地位、国家、权威和民族的象征，是中国文明的象征。

　　距今7000—8000年我们的祖先已发明了陶制的炊具--鼎，夏王朝晚期已使用比较完美的青铜鼎，商周青铜鼎已是祭祀文明、礼乐文明的核心重器。《左传》日：“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标志着鼎由生活器演变为具有权力、国家表征的礼制用器。鼎从古到今几千年的传统器具中，几乎没有哪种器物像它一样沿用时间如此之悠久，其演变不仅是一种器具的变化，是“盛”着一部真实确切、有迹可循的中国史，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

　　一言九鼎、大名鼎鼎、革故鼎新、鼎力相助，已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中。当今，香港回归、澳门回归我们要铸造“回归宝鼎”。鼎已经成为国家和民族代表的符号。

　　从考古发现看，偃师二里头王都已发现中国最早铸造的青铜鼎，号称中国第一鼎。商代青铜鼎几乎上升到国之重器的地位，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形体之高大，气势之恢宏、纹样之精美，堪称中国青铜器发展到高峰时期的代表作，但这时的铜鼎并没有凌驾于青铜酒器之上而形成独尊的地位。西周时期周人赋予青铜鼎全新的文化内涵，鼎成为礼乐文明集大成的代表。青铜鼎不仅是生活用品，祭祀祖先的祭器，又是明贵贱、别等级的标识。“王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或一鼎一簋”，即“青铜鼎便是政治和权力的象征”。每当悠扬、动听、悦耳的乐声响起的时候，也正是王室、天子，敬天祭祖、宴飨的时刻。“金声玉振”、“钟鸣鼎食”的乐舞礼乐祭祀盛况导引“众神”首先享用，从而得到众神的惠顾、保佑，使人间为之肃然起敬。

　　洛阳兽面纹方鼎就是这样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西周早期王室重器，是东都成周洛邑的标识。著名的西周初年何尊铭文曰：“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又说：“惟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余其宅兹中国（指洛阳盆地），自之乂(治)民。’”从此“成周”洛阳成为西周王朝统治中国的又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考古发现表明，洛阳东郊瀍河两岸分布着大型王室铸铜遗址、贵族墓地及祭祀遗址，这一带当是洛邑成周城所在地。这里历年来出土大批铸造精美的西周青铜器，如具有代表性的著名青铜器有母鼓方罍、保尊、保卤、作册大方鼎、作册令方彝、作册令方尊太保戈等等，不胜枚举，而兽面纹方鼎不仅是这些青铜重器中的翘楚之作，而且在中国西周青铜器中可谓佼佼者。这件兽面纹方鼎为1977年洛阳瀍河西岸北窑庞家沟王室高级贵族686号墓出土，现藏洛阳博物馆。高35.3、腹深13.5、口长28.1、口宽21.5厘米。重11.7公斤。虽没有商代司母戊大鼎那么宏大凝重，但兽面纹方鼎是一件制作极其精工、纹样极其流畅、纤细、铸造异常考究且罕见的青铜重器。整体呈长方形，立耳，直腹，柱足，腹部正中和腿的上部铸有双角高翘、粗眉、突目的兽面纹，方鼎四角和每面正中竖立着高峻的扉棱。尤为人们称道的是，工匠具有极高超的造型设计、铸造技能，由于采用几十块内外陶范组合浇铸，绝无相同的第二件，而纹样设计采用浅浮雕和高浮雕的交互错落布局，通体又以极工细流畅的云雷纹作衬地，超视角地展现出了兽面纹的狞厉之美，神秘、凝重、肃穆、典雅兼而有之。它那雄奇的方腹、兽面四柱足，稳健、庄重、壮伟，特别是它腹部设计异常突出的浮雕兽面，巨眼凝视，阔口怒张，獠牙高翘，那夸张的双目，在青铜色泽的衬托下平添了一种超自然沉寂的神秘感，仿佛在静止状态中能积聚无限的力量，一瞬间就要辐射出无尽的“神力”。这件极力表现肃穆、凝重的兽面纹方鼎仿佛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遥远的充满宗教气息的年代，在那祭祀舞乐缭绕的宗庙里,钟声锵锵,鼓声隆隆.象征国家王权的九鼎依次排列，从而达到天地人神间的沟通，使人间得到上天和先祖的保佑。这正是西周王室艺匠超强创造力的魅力所在。

　　洛阳兽面纹铜鼎以其“雄都定鼎地，势据万国尊”的超自然的气势，展现着那个如火烈烈的时代精神和拥有者的王者之尊。当今，竖立在洛阳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宏型巨制洛科方鼎的原型就是洛阳北窑出土的这件兽面纹方鼎，古今辉映，乃是古都洛阳、洛阳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一件为之仰望敬慕的盛事。

　　著名美学界李泽厚认为，鼎是中国青铜器中的核心代表，其装饰手法由象征到写实，器物形制由厚重到灵巧，反映出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肯定和对传统礼法的挣脱。从禹作九鼎的传说，到两周时期鼎立天下的政治理想，青铜鼎承载了中国文明厚重的内涵。透过洛阳兽面纹方鼎及当今巨制洛科鼎，我们似乎可以触摸到洛阳西周时期作为东都“成周”的辉煌，似乎触摸到中国作为礼乐之邦的特有魅力，领略到中国文明独特的神韵和气度。（高西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