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前排起了蜿蜒的长龙，人们身着素衣、神情肃穆，前来送别杨振宁先生最后一程。

　　连日来，哀思如潮。清华大学科学馆走廊上，上百束菊花绵延数十米；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的杨振宁雕像前，师生默立，鲜花环绕……杨振宁逝世后，全国数十所高校相继发文悼念，深情追忆他关心学校发展的点滴往事。

　　“杨振宁先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心系祖国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原校长陈佳洱说。

　　破冰架桥

　　为中国学者打开世界之窗

　　“我仍然时常想起杨振宁先生邀请我们去美国学术访问的日子，那对我整个学术生涯的影响是飞跃性的。”听闻杨振宁逝世的消息后，82岁高龄的著名微分几何学家、复旦大学教授忻元龙难掩悲伤。

　　1979年初，忻元龙等人应杨振宁邀请，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访问，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高校首批出国交流的学者。那时，杨振宁担任该校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

　　石溪分校的数学系就在理论物理研究所楼下。在那里，忻元龙打开了全新的学术视野，第一次接触到当时国际数学领域的新潮流“调和映照理论”，从此成为他长期的研究领域。“可以说，杨先生是我们对外开展学术交流的引路人。”忻元龙感慨。

　　杨振宁是中美学术交流的“破冰者”。早在1971年，中美关系刚有松动时，他就冒着巨大的风险率先回到中国。此后他几乎每年回国，走访高校、举办讲座、与师生座谈……带来国际上最前沿的学术信息，让当时处在封闭环境中的中国学者与世界接轨。

　　忻元龙清楚地记得1976年春天杨振宁来复旦大学作关于“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学术报告时的情景。

　　“杨-米尔斯规范场论”是杨振宁和米尔斯在1954年提出的，被认为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石之一，是与麦克斯韦方程和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相媲美的最重要的基础物理理论之一。

　　“那时国际上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已经很热，我们却一无所知。杨先生提出了很多重要问题，把我们带到了国际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上去。”忻元龙说。

　　杨振宁始终相信，国内大学中有实力很强的研究人员，如果能及时掌握国际上的学术动向，抓住问题之所在，国内的研究力量会很快发挥出来。他在复旦大学发现了谷超豪等人的研究实力，并与他们合作发表了《规范场理论的若干问题》等文章，为科学界带来了新的突破，也为中外学术界提供了宝贵的交流范例。

　　“他真是非常热心的人，发现我们有好成果，立马主动推荐到国际上去，提高了成果的国际影响力。”85岁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徐克尊回忆，1981年夏天，他向杨振宁汇报了团队“反常切伦科夫辐射实验”，杨振宁听后给予高度评价，并立即写信推荐至国际顶尖物理期刊上发表。

　　为了让更多有潜力的中国中青年学者到美国进修，杨振宁亲自发起成立“与中国教育交流委员会（CEEC）”，并在中国香港、美国等地筹募资金。1981年至1992年间，该基金资助了80多位中国学者赴美访学。

　　“杨先生对我们CEEC学者的要求是很严的。”91岁高龄的陈佳洱回忆，1982年他受资助前往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原子核结构实验室，参与超导重离子直线加速器的研制，刚到校工作一个月，杨振宁就要求他提交研究工作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等的工作报告，此后，仍定期要求他书面汇报工作进展。

　　而在学术之外，杨振宁却是平易近人的。忻元龙回忆，杨先生曾带他们去露天集市，买了一包当时国内罕见的开心果，笑着说，给你们尝尝。“我至今都记得这袋开心果，以及杨先生教的单词pistachio。”忻元龙说。

　　杨振宁架起的一座座中外学术交流桥梁，对于当时资源有限的中国高校而言意义重大。那一代学人里，许多曾受杨振宁帮助的学者，后来都成长为中国顶尖大学的领导者，包括陈佳洱、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福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校长谷超豪等，成为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

　　目光高远

　　厚植基础科学沃土

　　陈佳洱至今收藏着杨振宁写给他的一封信，时间是1997年8月28日。信中，杨振宁建议北京大学进行非超导与超导电子枪的研发，“此计划若能快速进行，达到世界第一的可能性极大！”字里行间透露着急切。

　　这封看似普通的来信，承载着杨振宁对科研布局的深邃洞察。彼时，美国两大国家实验室正在部署发展基于加速器的自由电子激光。杨振宁凭借敏锐的目光，预见到这将是强激光领域发展的关键方向，必须把握机遇，迎头赶上。

　　收到信的陈佳洱不敢懈怠，和同事一头扎进了这一前沿领域，他们攻克关键技术瓶颈，先后研制出了先进的直流—超导光阴极电子枪、性能优越的射频超导加速腔，以及国内第一台太赫兹的自由电子激光器等，使我国的射频超导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在陈佳洱的记忆中，杨振宁多次来到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指导超导加速器装置的研发工作，“杨先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鼓励，是我们科研道路上的引路人”。

　　杨振宁的远见卓识，早已超越物理学领域，深深融入了中国基础科学发展的脉络。早在1972年，他就向中央领导同志提议恢复和加强基础科学研究。

　　在那个重工轻理的年代，这一建议如一声春雷，唤醒了沉寂已久的基础科学研究，悄然改变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轨迹。

　　“清华大学立即成立4个研究班，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清华配备了最好的老师，还从中国科学院、北大请了一批老师来教。”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原校长顾秉林第一批参加了固体物理研究班的学习，开启了自己的学术生涯。

　　此后半个多世纪，杨振宁躬行不辍，为祖国的基础科学厚植沃土。

　　在南开大学，他推动建立理论物理研究室，不仅定期与师生讨论学术发展，还经常邀请国际一流学者交流，细心到举办国际会议时捐献计算机、打印机，乃至茶歇所需的咖啡机。在中山大学，他发起成立“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呵护那些有学术价值但不一定有经济价值的基础研究项目，如古文字学、人类学、民族学、数学等，一批中青年学者得以潜心探索……

　　“愿在有生之年尽力帮助清华大学发展，尤其是使清华大学的理科重新建立起来。”1997年，清华大学成立高等研究中心（2009年更名为高等研究院），杨振宁应邀担任中心名誉主任，在清华大学开始了“他这辈子最后一件值得做的事情”。

　　他提出“精干、择优、流动”的原则，聚焦理论物理、数学、计算机科学等前沿领域开展研究，从选聘人才、筹集经费到发展规划，杨振宁都积极出谋划策，甚至在高等研究院搬迁新址时，亲自画了卫生间设计图，因为他认为高等研究院是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卫生间气味会影响国外来访学者的体验。

　　“杨先生特别强调了要保持中心良好的学术氛围。”顾秉林说，为此，研究人员要有高度的学术自由，不需要有申请经费的要求，也不需要有发表文章的要求，所有的事情都以学术为标准来讨论和处理。

　　在杨振宁的力邀和影响下，林家翘、姚期智、王小云等一大批世界顶尖科学家加盟高等研究院。渐渐地，高等研究院在理论凝聚态物理、冷原子物理、理论计算机、密码学等领域形成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开始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

　　甘为人梯

　　培育科学薪火的“大先生”

　　2021年，为贺杨振宁百岁华诞，清华大学2004级物理班和数理基础科学班以集体名义递交了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时光荏苒，如今的我们，比彼时少了少年人的锋芒，但多了对家国的责任。不变的是您对我们的影响，增添了我们的智慧，涤荡了我们的心灵，指明了我们奋斗的方向……”

　　这份跨越17年的师生情谊，始于一门物理课。当时，国内一些知名教授不愿为本科生授课，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朱邦芬正为此发愁，当他问杨振宁能不能为大一新生上物理课时，没想到，这位82岁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痛快地答应了。

　　2004级物理系学生刘俊锐成了那一批中的幸运儿。在刘俊锐印象中，杨振宁的授课颇有见解和技巧。“记得讲到‘熵’这个概念时，杨先生说：‘书里的讲法不好，我们来这样讲。’他让我们完全忽略这个概念的存在，带我们做一些热力学上的推导，在推导过程中，‘熵’的概念被‘重新’发现和定义，这种教法让抽象概念变得生动自然。”

　　课堂之外，杨振宁还会专门给学生安排一些小讲座，从与费米、爱因斯坦等科学大师的交往故事谈到父亲教诲，乃至西南联大岁月中的朦胧情愫，“这些故事很有趣，让我们在跨越时空的对话中领悟治学为人之道。”刘俊锐说。

　　为中国培育杰出人才一直是杨振宁心中最牵挂的事。他在不同场合以“木板”与“箱子”比喻中、美教育的差异，提倡“渗透式学习”，强调“中国学生不仅要知之为知之，更要学会不知也要知”。

　　这一理念启发了陈佳洱。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推动两项改革：文科生必须修至少4学分理科课程，理科生也需要修至少4学分文科课程，使学生具有更高的人文和科学文化素质，树立正确的“三观”，还推动成立了文学部、理学部，使得相近学科可以融会贯通。

　　“杨先生特别关心我国的人才培养与教育质量，他的观点启发了国内多所高校进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陈佳洱表示。

　　在清华大学，杨振宁更是做了大量多方面、多层次和全局性的工作。“从学校成立数理基础科学班，到创立清华学堂叶企孙物理班，再到启动清华物理‘攀登计划’，无不浸透着杨先生的教育理念和心血。”朱邦芬感慨道。

　　作为杨振宁的关门弟子，20多年的言传身教让翟荟体会了何为“宁拙毋巧，宁朴毋华”的治学态度。“杨先生强调做学问要诚实、不投机取巧，要脚踏实地，从最简单的事情开始，一步一个脚印。”翟荟回忆，先生90多岁仍给他发邮件讨论新做的计算，2023年的最后一封邮件勉励他“请继续努力”。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汪忠曾得到杨振宁多次的点拨，当他准备在论文中署上先生姓名时，杨振宁却坚定地拒绝了，说自己并没有参与具体计算，不能掠美，并鼓励他继续深入下去。“这种严于律己、奖掖后学的襟怀，我永世难忘。”

　　事实上，杨振宁对师生的关爱早已超越清华园。

　　他支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的发展，“应支持他们向擅长的方向发展，不要照搬一个模子”，并将魔方作为礼物，手把手地教学子们旋转拼合，叮嘱学子们，“要多读科普，拓宽视野”。

　　在南京大学，听说当时部分学子生活艰苦，他立即捐出在各地讲学的1.5万美元讲课费，在南京大学设立了全球首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奖学金，每年奖励10名品学兼优的本科生。

　　得知东莞理工学院创办“杨振宁创新班”的设想，他欣然支持，并寄语学校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契机，培育栋梁之才。

　　…………

　　“杨先生不仅在科学领域不断突破，作出不朽的贡献，他的人格魅力、家国情怀也令人高山仰止，他的学术成就、精神和风范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华学人。”顾秉林说。

　　斯人已逝，追思犹存。

　　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的一隅，杨振宁25年前亲手种下的那株玉兰树，年年花开如雪，岁岁挺立常青。正如他卓然的风范与智慧，在无数学子心中，矗立起了一座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