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教育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这是国家首次为应用型大学建设出台专门政策，目的是推动地方高校换赛道、转类型。历经十年探索，应用型大学的办学定位与特色日益清晰。

　　2026年，教育部将启动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双优”工程，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目标，推动应用型大学高水平发展、争创一流。这标志着我国应用型大学建设已完成“转型发展”的数量积累，正式迈入“提质创优”的质量飞跃新阶段。

　　“双优”工程的提出，是回应产业变革、遵循高教规律、服务国家战略的必然产物，可谓正逢其时、势在必行。

　　首先，这是服务国家经济转型与新质生产力培育的迫切需求。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深度调整、从全球产业链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的关键时期。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重塑生产方式与就业结构，产业界亟需一大批既掌握扎实理论基础，又具备精湛技术应用能力、强大工程实践能力和持续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应用型大学正是这类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双优”工程通过国家层面的政策引导和资源聚焦，遴选并建设一批标杆院校，引领应用型大学整体提质，构建起与产业结构高度匹配的类型化高等教育体系，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的人才与智力支撑。

　　其次，这是推动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破解“中部塌陷”困境的内在要求。过去10年，应用型大学转型让许多地方高校找到了自身定位，摆脱了“千校一面”的困境。但多数应用型大学仍面临“中部塌陷”的尴尬：与研究型大学相比，缺乏高深的学术积淀和原始创新能力；与职业院校相比，技能训练的精度和深度又显不足。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状态使其在传统评价体系中备受挤压。“双优”工程为应用型大学量身打造了全新的评价体系与发展赛道，使其彻底摆脱追赶研究型大学的路径依赖。

　　至此，应用型大学“双优”工程与研究型大学“双一流”、职业院校“新双高”并行，共同构筑了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三足鼎立”的新格局，引导各类型高校各安其位、各展所长，在各自赛道上深耕特色、高质量发展。

　　办学能力优质是“根”，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是“果”。二者如一体之两翼，相互依存、互为支撑，统一于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的全过程。

　　办学能力优质是强校之基，核心在于内涵做实。它要求大学回归教育本源，将“应用型”这一类型特质，系统性、全链条地融入人才培养、师资建设、课程体系、科研组织、质量保障等办学治校的每一个环节。其目标是练好服务区域发展的“内功”，将应用型大学的“筋骨”锤炼得更强壮，特色擦拭得更闪亮。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兴校之道，核心在于价值做显。一所大学办得好不好，不能只看发表了多少篇论文、申请了多少项专利，更要看区域对它的认可度和依赖度，看它是否能做到“人丁兴旺、门庭若市”。这要求大学必须跳出教育看教育，主动将自身发展融入城市和区域的宏大叙事中，不断提升大学的城市贡献力和产业服务力，最终实现学校发展融入区域发展、学科专业发展融入产业发展、学生发展融入职业发展，将学校办成城市共生型大学、产业伙伴型大学。

　　当然，“双优”工程不可能通过对传统办学模式的修修补补来实现，必须厘清以下“三大”系统性重塑，方能突围。

　　一是重塑大学内部治理。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内部运行逻辑必须彻底变革。首先，在组织架构上，应打破传统“学院-学系”的学科壁垒，围绕区域产业链，重组设立产业学院等新型组织。其次，在评价激励上，必须改革以论文为核心的传统评价体系，构建一套突出“实践贡献”与“产业服务”的“双师型”教师分类评价新标准，提升横向课题、技术转化、社会服务等指标的权重。最后，在资源配置上，要摒弃“撒胡椒面”的分配方式，建立以服务区域贡献度和产教融合成效为核心的绩效投入模型。

　　二是重塑大学与产业的关系。高水平应用型大学与产业的关系必须超越实习、讲座等浅层互动，走向“产教融合”的深度一体化模式。其关键在于联手地方政府与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中试基地等实体化合作载体。在这些平台上，企业的真实项目即学生的学习课题，企业的技术难题则直接转化为教师的科研方向，从而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紧密捆绑机制。

　　三是重塑大学与城市的关系。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应从游离于城市之外的“象牙塔”转变为与城市共生共荣的“心脏”和“大脑”。这需要拆除物理与思想的“围墙”：一方面，将大学的实验室、图书馆等资源向社会有序开放，成为城市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将城市产业园、创新街区等作为大学的“无界课堂”和“开放实验室”。

　　大学的战略规划也必须与城市发展蓝图同频共振，主动承担起城市产业升级“智库”、市民终身学习“枢纽”和文化创新“引擎”的角色，最终实现校因城兴、城因校盛的共生发展格局。

　　（作者系浙江外国语学院校长）

　　贾文胜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5月08日 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