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对标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的宏伟目标，不断提高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能力，为学科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和动力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指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5月8日，教育部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以更加坚定的信心和决心，以更加务实的举措和行动，全面加强高等学校基础研究，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引领作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着力提升科技自主创新与人才自主培养水平，加快实现从注重学科发展向服务国家使命转变，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贡献力量。

　　全面加强高等学校基础研究，是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必然。高校作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人才培养的主阵地，拥有学科交叉、自由探索、科教融合的独特优势，肩负着“从0到1”的源头创新重任。筑牢高校基础研究根基，培育新质生产力、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真正打通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核心链条，才能为国家长远安全和全球竞争力提升提供根本性支撑。

　　全面加强高等学校基础研究，尤其要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引领作用。纵观现代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发展历程，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基础研究中都起着“顶梁柱”作用。德国柏林大学以“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理念开创了现代大学的研究职能，并迅速成为当时的全球科学教育中心；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创了以博士教育和研究为首务的大学范式，将基础研究定位为国家战略核心，有力驱动了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而如今已进入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科技竞争的重心正不可逆转地向基础前沿前移。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更需要主动努力成为原始创新的策源地、战略科技人才的培养基地、科技与经济融合的桥梁，持续推动基础研究与前沿探索，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不竭动力。

　　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引领作用，首先需要研究型大学从思想观念上深刻转变，将服务国家使命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科学时代的显著特征，在于基础研究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制度保障和政策引导的权重越来越大。这就要求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跳出固有的学科舒适区，主动对标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的宏伟目标，不断提高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能力，为学科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和动力。

　　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引领作用，要夯实引领作用的根基，即源源不断输送基础研究后备力量。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其引领能力最终体现在持续产出顶尖科学家和工程师上。当前我国在关键核心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归根结底是顶尖人才储备不足。“拔尖计划”和“强基计划”是当前我国输送基础研究后备力量的核心抓手，实施多年以来在规模、人才储备和育人成果上成效突出，但还需不断改进。未来要进一步一体化设计、错位协同，形成从高中发现到大学培育再到本研贯通的全链条输送体系，源源不断地向科研一线、产业一线输送经过扎实学术训练的青年后备力量，让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引领作用更具长久生命力。

　　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引领作用，还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只有贯通“实验室到生产线”，才能将原创发现快速转化为自主可控的技术产品，以高校之力支撑国家战略安全。当下，教育部正在系统构建“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高研院、科技园”三位一体的转化体系。不少研究型大学已经在积极开展行动布局，尤其是一些正在崛起的新型研究型大学，更是将打通创新链条融合到学校战略、组织、文化与日常管理中。未来应进一步深化赋权改革，优化以转化实效为导向的评价体系，从机制上确保创新成果能顺畅地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进一步打破“象牙塔”与产业界的壁垒。只有让实验室的“从0到1”与产业界的“从1到100”无缝对接，研究型大学的引领价值才能真正转化为现实动力。

　　大科学时代的基础研究，是国家意志与科学精神的深度融合。在理想的期待中，这应成为一场“双向奔赴”——国家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资源支撑，研究型大学则以扎实的基础研究突破和高素质人才供给回应国家战略需求。二者在相互成就中共同筑牢科技强国的根基，并持续为人类科学进步和世界现代化新发展，开辟更加富有开创性意义的崭新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