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副教授沈奕斐被家长投诉的事，听起来荒唐离谱，却是教育场域中极具代表性的缩影。

　　一位家长在直播连麦中诉说孩子遭遇“校园霸凌”。沈奕斐耐心追问，发现所谓霸凌，大概就是孩子给同学分了零食，但同学有好吃的却没分给他；还有孩子之间拌嘴、推搡了几下。沈老师以专业判断指出，这不是霸凌，而是孩子成长中常见的人际摩擦，是家长把正常社交冲突上纲上线了。

　　因为没有得到支持，家长不依不饶，反手便发起了一连串针对沈老师的投诉举报。先是举报沈老师侵犯隐私，转头又向复旦大学多个部门投诉，说沈老师直播影响教学，工作失职。一次合情合理的专业判断，最终却让沈老师陷入了长达两个月的困境：反复撰写情况说明、不断配合各项调查，正常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受到了严重干扰。

　　复旦最终给出了正确的处理：经查，直播内容专业客观，不存在违规，不予任何处分。这个结果值得肯定，但肯定之余，有些事情不说清楚，就白白浪费了这场风波提供的借鉴价值。

　　复旦这次处理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结论，更在于结论背后的逻辑：实事求是。

　　有没有错，要看证据，不能因为有人投诉就把老师推出去平息风波。这本是人人皆知的行事准则，可置于复杂的教育环境中，践行起来却困难重重。另一种令人担忧的逻辑是——先把老师批评一顿，即使进行调查之后没有发现问题，依然告诉老师：“虽然你没有大错，但以后需要注意方式方法。”这本质上是缺少担当，把“家长投诉”这件事的成本，转嫁给了被投诉的老师。

　　复旦没有这样做，守住了教育的基本底线。但仅仅守住底线，还是不够的。这场消耗本身，本来就不应该发生——视频是公开的，内容是可查的，本可以在几天内得出的结论，却拖了将近两个月，无非是投诉流程走了一遍又一遍，任何一个环节其实都可以更早地站出来说“明显无据、及时终结”。调查也调查了，沈老师的情况说明也写了，但结论却是千呼万唤始出来。

　　在复旦事件中，沈奕斐是副教授，是公众人物，有学术声誉，有公共表达渠道，她至少还有能力为自己发声。设想一下，如果遭受同样投诉的不是复旦副教授，而是某所县城中学的任课教师呢？

　　他或者她没有学术身份的加持，得不到媒体关注，缺乏自我辩护的能力，甚至连能否拒绝反复撰写说明都无从知晓。家长的投诉信可能同时抄送教育局、校长室、家委会，他面对的压力是全方位的。而学校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我们来查清楚”，而是“怎么又给我们惹麻烦，你先把这事摆平”。

　　这不是假设，这是当下很多一线教师真实处境的写照。就像2020年广州“血衣”事件中，面对家长编造的教师体罚学生致吐血等谎言，学校的消极应对让教师陷入不利舆论。教育部全国高校师德师风建设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复旦大学原党委书记焦扬曾指出，不实举报等负面舆情会引发教师群体“躺平”。对于那些没有沈奕斐这样影响力的老师来说，可能在类似的逻辑下学会了沉默。

　　学校和管理机构的位置，在这类事件里格外关键。学校和管理机构怕家长闹，可以理解，但对无理取闹者的过度迁就，会产生一种很清晰的激励结构：谁闹得凶，谁就有理；谁举报得多，谁就占上风；而谁最守规矩、最循规蹈矩，谁最容易在这场博弈中沦为筹码。

　　家长投诉是正当权利，不应该被剥夺。真正的师德失范、真实的校园霸凌，需要有人站出来，需要有渠道举报、有程序处理。问题从来不是“能不能投诉”，而是投诉能不能被认真甄别，而非因怕麻烦就演变为对被投诉教师的无尽消耗。

　　教育是一件专业的事，专业的事应该尊重专业，尊重专业就应该让老师有正常履职的环境。家长或者社会，因为主观立场不同，有可能会从各种角度对教师发起不专业的指控。这时候，教育机构应当成为教师履职的主心骨，要在事实清晰的前提下对教师的履职环境进行保护，让教师可以作出判断、可以指出错误、可以在必要时说“不”。这种专业性的操作一旦被系统性侵蚀，教师便只剩两条路可走：要么靠各类外部手段自保，要么彻底放弃班级管理。两种选择，都不是学生需要的。

　　所以，真正给老师撑腰，不是把老师置于家长批评之上，而是需要建立一套让是非能被认真还原的机制。学校需要有初筛的判断力，能在调查启动前识别出明显缺乏依据的投诉，在查清事实后有说话的勇气，更需要在面对恶意投诉时，明确站出来支持老师，而不是把教育场景转换为“零和博弈”，不能让举报永远零成本、被举报永远高成本。

　　（作者系浙大城市学院教师）

　　李晓鹏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6月01日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