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网北京4月7日电（记者 李华锡）今年1月1日起，《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明确“家庭教育应当符合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紧密结合、协调一致的要求”“各级人民政府指导家庭教育工作，建立健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

　　学校是教书育人和立德树人的场所，学校教育在“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全国各地正在探索“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那么，学校教育在“家校社”协同育人中充当了怎样的角色，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后，学校教育又该如何助力“家校社”协同育人？

　　学校教育在“家校社”协同育人中的角色和作用不可替代

　　作为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党委书记、校长，窦桂梅一直关注着《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制定、审议、颁布和实施。近年来，她所在的学校也在积极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建设，对于学校教育在“家校社”协同育人中充当怎样的角色、发挥怎样作用，她有着自己的理解。

　　窦桂梅说，首先要从“促进法”的“促进”中去寻找丰富要义，思考学校对家庭教育的“促进”策略，给予家庭教育正确的指引和必要的赋能，但绝不是替代家庭、替代社会，把育人责任全部扛下来，背在学校自己身上。

　　今年两会前夕，她看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全国“双减”成效调查报告》显示，87.1%的家长最想“提高自身家庭教育素养”，82.5%的家长认为家庭教育有困难。“由此可见，在家庭教育日益重要的当下，家长们对如何正确、科学育儿的辅导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她认为，在此背景之下，学校作为育人主体要充分发挥主渠道作用，和家庭结成更紧密的教育同盟，营造家校协同高质量育人的生态，共同呵护童年，守护好童年生命基底。学校更是责无旁贷要去指引、帮助和促进家长学习正确的教育价值观、教育理念和科学的教育方法。

　　窦桂梅认为，学校对家庭、对社会从来不应发号施令，而是共担使命，于是在“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关系中，学校应更多发挥“指引者”“促进者”和“赋能者”的作用。儿童的教育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不因场所的切换而暂停，只有家校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儿童个性的全面发展，以及全面发展的个性。

　　“这是学校和家庭的共同使命和目标，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要积极建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命运共同体’。”她说，学校一方面要对“惯性思维和陈旧理念”踩住刹车，一方面不断优化育人环境与内容进行迭代踩准“油门”，全面落实儿童高质量学校生活，引导学生全面而个性地发展。“而家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离合器’，能够帮助‘踩刹车’与‘加油门’衔接更加顺畅。”

　　鹿永建是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从2010年起，他一直在关注教育中的协同育人。他发现，近几年，网络上谈论家校合作比较多，部门文件则更频繁使用“家校社”协同的概念。“如果说‘家校社’协同是个高级阶段，就必须踏实走过家校合作这个初级阶段。”

　　他认为，不管在哪个阶段，学校都要担当好“脚手架”“催产师”和“大舞伴”三个角色。

　　协同育人的前提，先要有协同的渠道，就是建好学校和幼儿园的家长委员会。学校在其中的作用，相当于“脚手架”。协同育人，也要有协同的游戏规则。在认认真真制定规则这件事上，应当是由学校的德育干部和骨干教师发动、组织家长来完成，所以可以称之为“催产师”。

　　“有人将家校合作比作‘探戈舞’，这是很贴切的比喻，就是指家校协同的过程中，家校双方要按照规则和平时的习练，平等互敬，合作共舞。”鹿永建说，有的学校把家校合作当作“华尔兹”，完成由学校一方主导，有的学校则可能当作家长自由发挥的“爵士乐”，这样的角色定位都不恰当。“从我12年观察中国、研究海外经验的心得来看，家校合作是你退我进、我进你退的‘探戈舞’，其中学校是那个主动性略强一些的‘大舞伴’。”

　　《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学校教育如何助力“家校社”协同育人？

　　窦桂梅认为，学校、家庭、社会是儿童成长的不可分割的完整教育空间。以清华附小多年的实践经验来看，她认为学校教育助力“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制胜法宝还在于积极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共同构建“家校社”和谐场域，赋能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如何助力“家校社”协同育人？她建议，要多元联动治理，发挥社区、街道、其他社会资源及力量在家庭教育中的圈层共治，助力家庭教育。

　　例如，社区依托所在辖区内的幼儿园、小学、专业机构等资源，依法开办“家庭育儿培训”，旨在帮助幼儿家庭科学掌握并遵循0-3岁、3-6岁学龄前儿童的成长发展规律，从而实施合理有效的家庭高质量亲子教育。

　　要倾听多种声音，打通家校共育“信息对称”的“无限沟通循环”通道。她说，清华附小建立了多通道的沟通体系，班主任作为重要一部分，把这种无限循环的沟通当作“促进”的必要方法，与家长定期、不定期地进行交流沟通。

　　比如设立“家校沟通日”，打造“成志家长学校”，旨在“答家长之最疑，解家长之最惑，授家长之最需”；学校成立学校、学段和班级的“三级家委会”，真正让家校活动全面走向自觉自治；搭建家长课程资源平台，成立家校共育研究中心，让家长成为学校课堂育人助力者，协同开拓共育资源、达成共育延伸。

　　要树立多维榜样，“家校社”联合组织开展榜样家庭、家风与家教评选，深度挖掘，搭设“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交流平台。窦桂梅举例说，清华附小每年都会分年段开展“成志好家风”评选活动，旨在传播共享学生家庭教育中不断涌现出来的好家风实例。“正是通过这些家庭教育的良性互动，我们得以凝聚起家校同向共育的巨大力量。”

　　“还要建立多种选项，设置‘家校社’公益心理咨询健康发展中心，给予特殊家庭关爱加持。”窦桂梅认为，学校要对有特殊需求的家庭和儿童，建立“点对点”的支持系统，免费开通热线服务，提供个性化、多选项的菜单内容，包括专业心理教师帮扶、社区公益服务支持等。不仅面对学生、家长及其他家庭成员，更全面覆盖链接到学校管理层、班主任及科任教师，切实解决相关各方在家庭教育现实“促进”场景下面临的困惑与盲点。

　　鹿永建认为，《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后，更要矢志不渝、扎扎实实建设家校共育的真共同体。他说，协同育人的高境界是什么？就是家校共育的真共同体。目前很多学校的家校合作，还处于伪共同体的阶段。如何从起步阶段进入理想阶段？他认为，家校双方要一起静下心来，共同学习和运用教育的真道，共同了解和运用家庭建设与家校共育的真道，将合作的规则建立于真道之上，将合作的过程变成坦诚相见、共同成长的过程。

　　“当然，这样的过程，少则两三年，多则五六年甚至十多年时间。”因此，他建议九年一贯制甚至十二年一贯制的学校，尤其要放下急功近利的高远目标，扎扎实实建设家校共育的真共同体，将来本校得益，并形成中国本土的、高品质家校合育的文化。

　　此外，鹿永建建议谨慎使用家校矛盾“网络热点化”的这一方法。2017年以来，家校共育成为网络热词，但主要是通过一些负面热点形成。“大多是一些家长将对于学校某些做法的不满捅到网上，迅速成为热点。这种做法，利弊参半。”

　　他认为，借助网络力量让个案很快得到巨量的社会关注，促进问题被快速调查，敦促学校尽快做出处理。但是，相关的学生所承受的压力会更大，很难在原先的学习环境中继续学习。“另一方面，如果这种手段用多了，会让家校双方之间戒备心加强，互信建设更加困难。”

　　鹿永建建议，遇到家校矛盾甚至冲突，最好先在家长委员会平台中耐心寻求解决方法。个别家长与个别老师先沟通，然后再由班级家委会出面与校方沟通，随后在年级家委会、校级家校合作平台上进行协商。

　　“以我的经验，能够在校级家校合作的平台上理性沟通，一般都能够有比较妥善的解决。一些触犯道德底线甚至法律红线的情况，那就得寻求更多的解决途径，这毕竟是极少数。”鹿永建说。